"summary":"因为要做一个研究巴金的课题，初到京城的李辉当时融入的另一个圈子是通过找巴金所有朋友而得以形成的。1980年代初与巴金相熟的大部分文化人都还健在，到北京之后，李辉就去见了萧乾、冰心、卞之琳、沈从文等人。李辉认识沈从文比较偶然，就是在1982年开的文联扩大会议上，沈从文代表历史博物馆讲话，给李辉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记得沈从文当时直言不讳地批评领导是门外汉，却对行内的事情指手画脚。在文联闭幕会上，李辉特意去找他，沈从文当时和朱光潜坐在一起，两人在交换书，沈从文给的是他重新出版的小说选集，朱光潜送的是《美学书简》",1987年前后李辉(左)看望冰心（右）　　上世纪80年代初李辉（右）与恩师贾植芳（左）先生在复旦大学　　1983年张兆和为沈从文洗手　　李辉 摄李辉，1956年生于湖北，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先后在《北京晚报》、《人民日报》工作。主要作品有《萧乾传》、《沈从文与丁玲》、《巴金传》、《黄苗子与郁风》、《传奇黄永玉》、《沧桑看云》等传记与随笔集。早报记者 田波澜 “历史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也并非用所谓深刻的思想就可以完全解读的，我很愿意用细节的方式重温我所经过的80年代。”日前，著名媒体人、作家李辉在《东方历史评论》主办的第三期“东方历史讲堂”上，讲演“八十年代的媒体与文化”，他用生动的细节和珍贵的图片，重新勾起了现场观众对1980年代的传媒与文化人的兴趣与记忆。上世纪80年代拉开帷幕时，李辉还是个年轻的学子，在复旦校园里读着“伤痕文学”，看着《望乡》和《姿三四郎》。22岁时，他结识了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贾植芳先生，自此他的生活和写作都与这个群体有了特殊关联。1982年，24岁的他大学毕业前往北京，以文艺记者和副刊编辑的身份踏入1980年代文化大潮，亲历和记录那些闪动着的时代的光影。如今，他在和文化老人们来往的大量书信、日记等文献里，重返往昔，跟随沈从文、巴金、萧乾、胡风等文化老人的身影，回忆1980年代的“光荣与梦想”。前段时间，他同时推出两本新作——《老人与书》和《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著名书评人、《东方历史评论》执行主编绿茶说：“我熟悉李辉老师书中谈及的书，可看了他的书以后，觉得我们对这些书了解太少。原来这些书背后有如此多动人的、让人意想不到的故事，而李辉正是导致这些故事发生并把故事讲出来的人。”绿茶说，李辉、陆灏、吴彬这一代编辑有个好传统，他可以和文化老人很日常地交往，手写长长的信，不怕路远地登门拿稿，陪老人聊天，帮老人处理一些信件和稿件，这种交往在当今媒体界已经很缺失了，“比如每个周末，李辉会去万荷堂陪黄永玉老先生看《非诚勿扰》，有重大体育赛事，也会陪黄老熬夜看球。”“文艺青年”李辉进京记1977年恢复高考，李辉从湖北随县考上复旦大学中文系。在他的同学中，当一名作家是不少人的梦想。大家都没有想到，一炮打响，率先梦想成真的，会是外表大大咧咧、喜欢说笑、喜欢“打嘴仗”的卢新华。1978年8月11日，24岁的卢新华在《文汇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小说《伤痕》，轰动全国，成为时代“弄潮儿”。李辉说，卢新华完成《伤痕》的写作，距他们入校还不到三个月。复旦中文系七七级于1978年2月入校，不久班上成立了一个文学组，卢新华就写了小说《伤痕》，贴在过道的墙报上。《文汇报》一位编辑偶然发现了这篇小说，觉得不错想公开发表，但还要征求大家的意见，于是卢新华组织班上同学“联名上书”。“这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公开信上联合签名，”李辉说，“《伤痕》的发表是当时中国最轰动的文学事件和历史事件，秋季开学，卢新华一下子成了明星，中文系还举行了《伤痕》辩论会，大家各抒己见，气氛活跃而热烈。”大学期间，李辉得到复旦中文系老教授贾植芳先生的器重。30多年过去，李辉至今不能忘怀贾老托付北京故人提携他的深情厚谊。1982年2月李辉到北京工作，贾植芳给几位北京的朋友写信，让他们关照这位小同学。其中一封给同为“胡风分子”的牛汉的信封上写着：“面交北京朝外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四组牛汉同志”。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传奇色彩，五年前，有一个卖信的人打电话给李辉说：“我现在手头有个东西，跟你有关的，你要不要看看，我卖给你。”于是30多年前他面交牛汉的那封信又回来了。除了牛汉，贾植芳也给胡风的妻子梅志、作家绿原等人写了信。贾植芳在信里说，李辉从来没有去过北京，中学之前都是在乡下生活，他托付朋友关心李辉，让他们给李辉安排采访。当时毕业分配到《北京日报》的李辉，在实习结束后选择到刚复刊不久的《北京晚报》做文艺记者，依靠自己的勤奋和贾植芳先生的扶持，他在京城文化圈站稳了脚跟。细节中的1980年代娱乐、体育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时代，1970年代末的中国试探性地在政经和文化领域探索开放的节奏与步伐，因旧时意识形态的惯性，不时呈现出一种摇摆的姿态。时隔30多年，李辉谈起当年作为文艺记者遭逢的“新闻故事”仍旧哭笑不得。当时李辉在《北京晚报》文体组，1982年最重要的一个体育活动是在西班牙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可它跟中国的距离似乎非常遥远。“这遥远不仅仅是比赛地点离我们遥远，而是我们对足球的关注和对足球赛的专业化报道非常遥远。”李辉讲述了一个例子，1982年6月10日，《北京晚报》文体版开设“世界杯足球大赛”专栏，虽然仅仅占报纸的三分之二版都不到，但只出刊一天即夭折了，因为有领导说，你们不能把资产阶级足球热引入到中国来。与此构成互补的一个小故事，也让快到花甲之年的李辉记忆犹新，1982年前后的中国，不让男性留小胡子，更不能留辫发，当时联邦德国的游泳队队员来参加比赛，报纸要刊登他们的照片，恰恰有队员是留胡子的，也有留辫发的，暗房的师傅就忙坏了，得把照片上的胡子和辫发都弄掉，因为第二天就要见报。除了体育报道，当时的文化报道也是在坎坷中慢慢突破禁区。1980年，刚刚复刊的《北京晚报》发起举办“新星音乐会”。当时歌唱家李谷一的唱法受到非议，其他流行音乐的演唱者包括朱明瑛、苏小明等都受到打压，《北京晚报》在首都体育馆为流行歌星举办音乐会，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后来报社也挨批评，但在当代通俗音乐发展史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演出。同年底，《北京晚报》突破性地连续举办了七场京剧《四郎探母》的全本演出。 李辉在演讲中展示了很多戏单和节目单，这让在场观众更直观地与那个消逝的时代发生了历史的勾连。“这是英国威猛乐队1985年4月来华演出的节目单。自从邓丽君的歌曲走红，中国的音乐进入了流行音乐中，威猛乐队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的演出是其中最重要的演出，摇滚的概念在他们的演出后进入当时中国人的眼界。”李辉记得当时的场景，“整个演出场上十分安静，没有人跟着喊，跟着敲节奏；演出到了一半的时候，五六个人跟着跳，被押送出去，认为是扰乱社会秩序；不管怎样，这次演出很轰动。”1984年意大利民歌演唱家文图里尼来北京演出，有朋友送给李辉一盘录音带。后来李辉去看沈从文，将录音带送给了沈老，“放着听的时候沈老十分喜欢，一边听一边掉眼泪。先生在晚年一听到湘西的民歌和有民歌风味的歌曲都很激动。” 被重新接引入公共视野的文化老人群体“这些让人尊敬的文化老人们，给我们留下的一切都是遗产，是一个时代的绝响。”李辉这些年来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采访那些从民国一路走来历尽磨难的文化名人，将那些将要消失的历史通过口述、访谈等形式呈现并拯救。他在演讲中也重点谈到了他与那些文化老人交往的过程与细节：1982年4月，李辉刚当记者一个多月，北京召开一个很重要的文联扩大会议，议程之一是恢复几位作家的文联委员的身份，包括胡风、沈从文等。在这次会议上，胡风和艾青正好走在一起，李辉拍下了这个很有历史感的瞬间。他感慨道：“这两位都是文坛上的重要人物，也是那时候的归来者。”因为要做一个研究巴金的课题，初到京城的李辉当时融入的另一个圈子是通过找巴金所有朋友而得以形成的。1980年代初与巴金相熟的大部分文化人都还健在，到北京之后，李辉就去见了萧乾、冰心、卞之琳、沈从文等人。李辉认识沈从文比较偶然，就是在1982年开的文联扩大会议上，沈从文代表历史博物馆讲话，给李辉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记得沈从文当时直言不讳地批评领导是门外汉，却对行内的事情指手画脚。在文联闭幕会上，李辉特意去找他，沈从文当时和朱光潜坐在一起，两人在交换书，沈从文给的是他重新出版的小说选集，朱光潜送的是《美学书简》。李辉在《北京晚报》做一个名为“作家近况”的专栏，他写的第一个作家是聂绀弩，然后是胡风，再往后是艾青、沈从文、唐弢、卞之琳等。当时沈从文已经半身不遂，李辉给他拍了一张夫人张兆和给他洗手的照片。聂绀弩病重之后一直躺在床上不能动，因都是湖北人，他和李辉聊了很多家乡的事情。1983年，李辉请冰心为《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开设个人专栏“伏枥杂记”。“冰心是在自省中走进了晚年，晚年的创作风格与过去相比，仿佛发生了突变，呈现出‘干预生活’的姿态。她不止一次对我说：‘我的文章人家说烫手。’”当时知识分子和老师的待遇很低，1987年冰心在《北京晚报》发表小小说《万般皆上品……——一个副教授的独白》，说一个副教授都不如一个小贩赚钱多，为提高教师和知识分子的待遇大声疾呼，引起强烈反响。还原真实而复杂的曹禺或许正因为接触了立场、阅历等各异的各类文化老人，李辉对人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倡导用一种更平实客观的态度来对待历史人物，超越意识形态的局限。李辉说，曹禺是个了不起的天才型剧作家，和巴金是很好的朋友，也和巴金一样能做一些事情，不过真正有分量的话剧都是在1949年以前他30多岁时写的。1983年，黄永玉写信给曹禺说：“你是我的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都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李辉对这种气氛很是怀念：“黄永玉是曹禺的晚辈，但艺术家谈问题时，是一种平等的交流。黄永玉是一个性情中人。曹禺也很特别，他看后非但不生气，还郑重地将信夹在大相册里，且在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来京时读给他听。”当时有些媒体人不愿意采访曹禺，但李辉在和巴金以及黄永玉先生的交往中，发现曹禺是一个复杂的人。比如曹禺在致巴金的信里这样写道，“一个人表起态来，可以有七十二变化。但梦中，却似被金箍棒打醒，真面目出现，我常因此十分讨厌我自己!”当时青年作家张辛欣在《收获》上发表批判曹禺的文章《在同一地平线上》，惹来不少麻烦，毕业分配没了着落，不得已到巴金家“避难”，巴金对她说，“辛欣呀，你别在意”后来巴金将她介绍到北京人艺当导演，曹禺也没拒绝，“这些都是曹禺复杂性格的表现，他们这一代人以他们的一种方式做文化的推动，这是一个真实而复杂的曹禺。”回顾自己30多年的采访人生，李辉自然也有无法掩饰的遗憾，他觉得当年偏向自由主义的自己是非观念太明确，好像谁的思想不解放就不愿与之接触，如丁玲，虽然有很多机会，但没有单独做采访。再如周扬，当时觉得其与“胡风分子”关系复杂，所以也不愿意过多接触，现在回想起来都是让李辉非常遗憾的事。正因为此，李辉对在座的有志于从事媒体和文化工作的年轻人告诫道：“作为记者应当有一个不偏不倚的态度，要有一个更宽容的心态对待历史，对于历史中的人物更希望以宽容和悲悯的心态对待。”1984年意大利民歌演唱家文图里尼来北京演出，有朋友送给李辉一盘录音带。后来李辉去看沈从文，将录音带送给了沈老，“放着听的时候沈老十分喜欢，一边听一边掉眼泪。先生在晚年一听到湘西的民歌和有民歌风味的歌曲都很激动。”